重返2003年前 港旅游業更好嗎?

創造“飯碗”? 旅游業遠勝金融業

重返2003年前 港旅游業更好嗎?

因應《逃犯條例》修訂的風波持續不止,“遍地開花”和“不合作運動”的抗爭手段不斷升級,由堵塞道路、堵塞鐵路,到堵塞機場,香港經濟無疑已大受打擊,旅游零售行業更是首當其沖,不少機構已調低了今年GDP增長預測,由原來普遍增2%至3%,下調到零增長甚至負增長。然而,示威一方卻聲言,即使旅客減少來港,也不過是回到2003年即自由行政策實施前罷了,那時候香港經濟不也蓬勃發展、沒有甚么大問題嗎?

攆走旅客弊大于利

不必諱言,香港本來就地少人多,旅客過多使街道變得更加擁擠,而旅業旺盛亦推高了店鋪租金,許多傳統小店都支持不住,不得不讓位給專攻旅客的金鋪、藥房之類,令不少市民都不太滿意。其實,相關“過度旅游”問題并非香港獨有,英文有個專門名詞曰“over-tourism”,如意大利的威尼斯、西班牙的巴塞羅那、荷蘭的阿姆斯特丹,以至印尼的巴厘島、泰國的PP島、菲律賓的長灘島等,都面對旅客過多的問題,不單令當地居民十分反感,更威脅到原來的自然生態。香港的示威者亦在“過度旅游”方面大造文章,“邀功”說自己成功趕跑了旅客,包括“成功”令多達30個國家和地區對香港發出旅游警示,繼而完璧歸趙將香港街道還給香港市民云云。

“過度旅游”固然有其負面影響,惟卻不能夠只知其弊、不知其利。示威者的眼睛里,無疑只看到街道較前空曠了,卻沒關心店鋪空置的結果是員工解散了。香港作為國際金融、貿易中心,旅游業對香港GDP的貢獻或非最大,但卻創造了大量就業機會,特別是低技術職位。必須強調,相關飯碗是實實在在的;如果回到從前,則意味飯碗被實實在在地打爛。畢竟,時間巨輪滾滾向前,如香港俗語所言許多事情都不能“返轉頭”。

創造“飯碗”? 旅游業遠勝金融業

讓我們用實際數字比較一下,2003年跟今日香港如何大不相同。

過去十年多里,香港金融業確然突飛猛進,以從業人數看,2003年約15萬人,至2017年增加近8萬人,達到23萬人左右,升幅超過50%。相對而言,旅游相關的零售、飲食、酒店的雇員人數,升幅則只有30%,表面上確是輸蝕;不過,以實際數量看,單是零售業受聘人口已多了逾5萬,飲食業更多了6.6萬,而以升幅計酒店業且升了65%,以致行業的總就業人口高達55萬人,較2003年增加多達13.4萬人。顯而易見,旅游業的創造就業能力無疑遠遠勝過金融業。

事實上,金融業只占全港市場上職位的不足8%(撇除公務員計算),反觀與旅游相關的上述三個行業則占約20%之強。進一步言,零售、飲食也帶動了其他輔助行業的生意,比如進出口貿易、批發、運輸、倉庫等等,所衍生的飯碗數目絕對不容低估。

重返2003年前 港旅游業更好嗎?

旅游業的創造就業能力無疑遠遠勝過金融業。

由是觀之,倘若香港經濟真個回到從前,便意味自2003年起由旅客增加所創造的職位一筆勾銷。以2019年中的失業數據看,最新失業人口約12萬人;換言之,如果期內新增的崗位化為烏有,香港失業率至少上升一倍,至少翻到6%的高水位,當中尚未計算對其他行業所帶來的漣漪效應。6%以上的失業率是甚么概念?事有湊巧,香港最近一次嘗此“滋味”的,正可追溯至2003年SARS時期,即亦16年來香港均未試過有此失業高峰;就連2008年金融海嘯最烈時,失業率也未突破6%。

打爛基層飯碗,示威者提供新飯碗?

必須留意,當中不少均屬基層職位。以平均時薪看,金融業固然屬于天之驕子,薪酬高至每小時超過100元;反之,飲食、零售則僅約40多元,遠遠少于整體平均的68元左右,在各行各業里更分列尾二和尾三,僅僅優于物業管理、保安、清潔員。也就是說,相關打工仔的競爭力相對較低,一旦飯碗被打爛了,便很難在市場上另找新工,甚至不得不無奈“下流化”。那些不惜“攬炒”的示威者,有沒有考慮過他們的生計?有沒有考慮過如何促成他們“再就業”?抑或是,示威者不過是“有破壞,無建設”,只知打爛飯碗而不懂創造飯碗?毫無疑問,搞好經濟、改善就業,斷非喊喊“民主”“自由”等口號便能迎刃而解,彼岸的臺灣經驗便是一個活脫脫的例子。

事實上,2003年中央放寬自由行政策,便正令許多基層市民受惠。眾所周知,香港制造業日漸式微,2003年的制造業工人尚有16.8萬人,惟至2017年已銳減至9萬余人;實不排除,旅游業興旺剛好為他們提供轉型機會,至少提供了大量低技術職位空缺。展望將來,香港誠應向高科技、高增值的方向發展,舉其大者莫如創科業;但問題是,基層打工仔卻難直接受惠,充其量只涉少數的辦公室輔助崗位。那么,將旅游零售業拉倒之后,示威者一口提倡的所謂香港經濟“再洗牌”,又打算發甚么“好牌”給基層市民?難道在攆走旅客之后,單靠本地需求已夠補回相關職位流失?又或是,要呼吁那些下崗失業者自行創業,單靠重開示威者向往的地區小店,諸如賣魚蛋給本地居民就夠養活數萬以至十萬計的基層人士?

內地旅客重要性不容低估

當然,本地需求也是零售、飲食行業的重要生意來源,將一切歸功于旅客肯定有所偏頗。然而,外來旅客對本地消費貢獻之龐大,卻又絕對毋庸爭議。再比較2003年和2017年的數字,期內零售業銷貨價值便升了160%,當中以內部需求為主的超市、耐用品項目實也升幅不小,分別增加了106%和131%,但明顯地這是跑輸整體;反之,自由行旅客最愛“血拼”的珠寶首飾、鐘表及名貴禮物,則大幅暴升了280%。事實上,2017年與入境相關的總消費高約3000億元,對照同年全港零售銷貨總值的約4500億元,旅游業對消費的貢獻實在不言而喻。

重返2003年前 港旅游業更好嗎?

內地旅客對港的重要程度無可爭議。

進一步細看來港旅客的客源,內地旅客對港的重要程度亦無可爭議。的確,同期來自美洲、歐洲、澳新的旅客人數均見上升,幅度普遍且達50%左右,而東南亞、韓國旅客更翻了兩三倍,說明香港對海外旅客的吸引力持續增加。可是,內地旅客始終是增長最大的一塊,不單增幅高達525%,更占了全部訪港旅客的四分之三。此外,內地客的人均消費金額亦是最高,過夜客便達7000元,比發達國如歐美等的6000元還要多。可以看到,倘無自由行政策鼓勵內地旅客來港,香港的零售消費必然大受打擊。況且,受累于各地政府擔憂國民安全而發出旅游警示,國泰航空已指8月份的整體來港客量暴瀉38%,充分說明現今除內地外許多旅客都已不敢來港。

被誤導的年輕人營造出“生于亂世”

千萬不能低估失業趨升的影響。一方面,這固然影響經濟,當失業人口增加,無疑會損害消費意欲與能力,繼而令零售相關行業雪上加霜,形成一股反復惡化的惡性循環。這跟金融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蕭條不同,乃是由內部需求“自下而上”地引發,而非因為股票或樓市等資產價格急瀉“自上而下”帶動,其對基層市民的損害性無疑更大。再者,失業趨升亦會打擊市民的投資意欲以至供樓能力,如果斷供問題加大,就連資產價格這一環也將嚴重受損,對經濟而言堪稱是“雙重打擊”。事實上,自“反修例”風波開始以來,港股便一度從最高30000點跌至25000點邊陲,而樓價方面,坊間最貼市的樓價指數也創近半年新低,有新盤的開售價值還回到2年之前。民生方面,不少基層打工仔都要養家,肯定不能夠手停口停,嚴重的話更恐導致家破人亡,所受壓力絕對不是一般年輕人可以想象。

示威者有句口號,就是“生于亂世”。遺憾又諷刺的是,香港本來一片升華,失業率低至3%以下,縱然樓價天高使人窒息,但只要有份正常職業的話,最多只有“置業”問題而沒“居住”問題。而今,香港經濟被示威者一手打垮,失業率便很可能直線飆升,“生于亂世”之謂恐怕不幸地由他們“自我實現”。的確,青年人本來不是活得不好,尤其考慮到示威者中不少仍是學生;他們之前之所以覺得“生于亂世”,實非來自第一手親身經歷,而只是受輿論等第二手資訊所誤導。

將香港現況有多黑就描多黑,同時將昔日香港有多好則描多好,正是一些反中亂港傳媒的一貫伎倆。今日的香港,難道比2003年的香港差嗎?論街道擠逼程度,這是正確的,畢竟香港同期人口亦由680萬增至現在750萬。不過,若非片面、偏頗地看,包括不僅只提以前的好,也提以前的壞,例如同時提及當年失業率高近8%,就業收入中位數只有10000元而非今日超過15000元,等等,當青年人看到兩者分別的全貌,則可能會得出不一樣的答案。當然了,如果青年曾活于20多年前的香港,親身體驗過港英時代殖民政府的所謂“民主”、所謂“自由”,也必然對“一國兩制”及《基本法》下的香港特區改觀。

說到底,香港青年未必不懂思考,而是建基于許多錯誤的原材料,以致得出許多錯誤的結論罷了,包括覺得香港經濟回到2003年居然比今日更好。只要將客觀事實擺出來,讓大家多了解真相,不要被“假新聞”及不盡不實的資訊蒙蔽,相信道理自可愈辯愈明,青年示威者的目光也必雪亮起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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